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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有个中国式父亲的典型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9-12-03 05:59 浏览次数:

  “别人的老子是老子,我这老子是祖宗!”婚后没几天,堂哥吴金勇发了这条朋友圈。才四更天,他就又失眠了。

  对于兄弟俩这样的对话,我也算司空见惯了——他们的父亲,也就是我的三伯吴有军,照堂哥们的话说,是一个比《都挺好》里的苏大强还要强些的老男人。

  在里下河腹地兴化水乡,老吴家一直延续着祖传的手艺——敲白铁。爷爷奶奶养育了四儿四女,头尾差了29岁,都只念了三两年学堂,便去学手艺了。

  里下河的白铁匠拿手的都是各式农具,彼时的白铁手艺还是香饽饽,据说公办教师一月的收入,还不及白铁匠出几天的货。

  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十三四岁,初学手艺。三伯20岁出头,手艺已成,有自己的白铁匠船,随着爷爷奶奶的船在里下河的湖荡里漂。等80年代末,船一路北漂,来到了扬州市的东北角,盐淮交界的宝应县钱沟村,也就是母亲的故乡。

  父亲手艺渐成,与母亲自由恋爱,不久便置办了家什,娶了母亲安了家。这里紧缺白铁匠,三伯一家也留了下来。两家船挨着,泊在村东闸口。

  盛夏午后,父母在船上午休,我和姐姐在河畔的杨树下捉知了。三妈卖货归来,从空铁皮桶里取出一只西瓜,招呼我和姐姐去吃瓜,我拔腿就往三伯家的跳板奔。还没踏上,三伯就“嗖嗖”地抽回跳板,瞪了三妈一眼。

  我正要发起新一轮的进攻,母亲出了船舱:“小伟,你要做呢(做什么呢)!”说着一把把我揪住,扭送回自家船上,沿路还不忘朝我来了两下,委屈地我哇哇直哭。

  “你那三哥,没事拿孩子开什么穷心,亲侄子吃个瓜还抽跳板,不害臊么?”回了家,母亲悄悄跟父亲抱怨。

  三伯的怪,我没太多机会领教。毕竟不在一个屋檐下,不像我三妈和堂哥们。三妈和奶奶同姓同庄,两家结亲,就是姑婆们多几嘴的事。三妈兄弟姊妹3人,彼时大姐已出嫁,弟弟游手好闲,父母都是弱劳力,一家人守着几亩地过日子,困窘自不必说。

  70年代末,包产到户逐步推进,里下河也挖河造堤、扩大垛田。无奈地势太过低洼,大小洪水连年光顾,庄稼人苦不堪言。而个体经济合法,手艺人不用看天吃饭,生活反倒活络起来。

  三伯上女方门时,穿着一件的确良衬衫,提着几斤猪肉,还揣了50块钱。双方父母拍板,亲事就说定了——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嫁给手艺人,三妈属实是“高攀”了。

  1980年,三妈上了三伯的白铁匠船,上午挑担子出去卖货,下午在作坊里打下手,还要操持家务,虽不用在田垛里挖刨,却也并不轻松。只是,过门3年,三妈的肚子迟迟没有动静。奶奶强势,四处找半仙,给三妈使了不少偏方,却仍然不顶用,三妈因此受了不少冷言冷语。

  有人热心,叫三伯也去医院查查,三伯反倒恼羞成怒:“母鸡下不了蛋,难道还是公鸡的问题?”最终,还是奶奶将三伯强扭去医院,医生号了脉,用中药调理了大半年,第4年,三妈终于怀上了堂哥吴金旗,紧接着二堂哥吴金勇也出生了。

  90年代初,堂哥们上了小学。那时,春秋两季的报名费,是不少家庭年度支出的大头。因此,小学一毕业,三伯就死活不让他们再读了。前来做工作的老师,跳板都没让踏。

  “要读让他自个儿子读,老子没骨头钱叫他赚。”三伯骂。学费他付得起,但读书“就是赔钱的买卖”。“读再好也就是个教书先生,拿的死工资,拿什么讨媳妇?跟老子干,老子不会害儿子!”

  1998年秋,堂哥们双双辍学,跟着三伯当学徒。上阵父子兵,三伯家的生产力从此如日中天,三妈的销售任务就更重了。

  旺季时,三妈的一担货不到中午就能卖光,若偶尔剩下一两件,是要挨三伯奚落的:“太阳落了?货留着回来做种呢?”

  等到淡季,三妈常常伴着日落才回到家。三伯只要见着扁担上还挂着货,常会忿忿地抽了跳板,破口大骂:“你个逛鬼,跑哪块充军的!货还是货!”三妈望着作坊里雨后春笋一样的新货,第二天总是会转更多的村。

  有一回,三伯家的水泥船里劈里啪啦一阵响声,父母亲赶去拉架,三妈正蜷缩在中舱的茶几边上,头发乱蓬蓬的,鼻青眼肿,一左一右揽着两个堂哥。他俩正一抽一搐地干嚎着,脸颊有明显的黄巴楞子。

  三伯气焰正高,“狗日的,败家东西,100的假币你也收,眼睛瞎掉了?给老子滚回娘家去!”三伯骂。

  “有国,你老三又发神经了,老婆孩子一起打。打电话,叫他小舅子来,看他吴有军怎么收场。”母亲故意给父亲这么说,三伯愣了下。

  三伯就是个窝里横,出了自家门,气概没个二尺。三伯的小舅子是个混世魔王,在兴化城里舞厅、赌场给人做打手。三妈刚过门时,吵架哭着回娘家,三伯去要人,被小舅子打掉过一颗门牙。三伯瘫了下来,要死要活,才把三妈给“要”了回来。

  “你们做做好事,日子还要过呢!”三妈不说三伯,却转身乞求父母。听了这话,父母亲登时也没了劝架的冲动,不平之气也散了大半。

  后来母亲告诉我,三妈从结婚起,就是三伯“吃剩下的小鱼”。三伯瞪个眼,她都得抖三抖。再往后,三伯家就是船棚子吵翻了,只要别出人命,父母亲都很少去拉劝。

  2000年前后,塑料和不锈钢制品悄然兴起,白铁制品销量陡然下滑。年迈的爷爷奶奶在这节骨眼相继病重去世,4个儿子每家摊了近2万的医药费。

  生意吃紧,打游击胜过死守阵地。三伯一家顺着河道南迁了3公里,住泊在邻村刁夷社。随后的几年,船一路南行,一路停留,直到漂回兴化老家。

  同时期的我家,先在河边搭了窝棚,开了个小卖部为副业,后又引进了不锈钢日杂,艰难地拓宽业务。再后来,我和姐姐去镇上念中学,父母亲就在镇上租了门面,兼做干果水果生意。

  父亲曾劝他三哥改行,三伯却另有说道:“老四啊,祖传手艺哪能说丢就丢?再怎么也是靠手艺吃饭,我就不信这天能说变就变,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呢。我岁数大了搞不动,你年轻穷折腾。儿子多读两年也就罢了,闺女识一肚子字,以后还不是要给婆家?”父亲就不愿再和他费口舌。

  那两年,三妈一扁担货出,回来时常常仍旧品类齐全,等待着她的是一顿奚落还是一顿打骂,全看三伯当天的心情。有时,俩堂哥也要被一道收拾:“两个死小伙,做个活儿慢腾腾,磨洋工啊,老子迟早死你们手上!”三伯修理老婆孩子,总是有凭有据。

  去日杂店推销,店主恨不得给他开塑料制品的价格,利润在讨价还价中被压到最低;开学季,他又跑去中小学推销自己的畚箕和喷壶,有一回,负责采购的老师管三伯要回扣,这让三伯更加坚信,“教师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三伯的作坊人浮于事,三妈更是心急如焚,眼看俩儿子都20出头、到了讨媳妇的年纪,却还猫在作坊里,过着半死不活的日子。她私下托自己弟弟帮忙瞅着点,弟弟虽是个逛鬼,却也路子广。

  事情很快便有了眉目,三妈娘家有一远亲,在兴化城里做装广告牌的生意,小有规模。听说是自家人,又有白铁手艺,爽快地答应了。

  三伯仍然将信将疑,在他看来,装广告牌,这种只需要卖力气的活儿,实在算不得什么手艺,怎么能跟敲白铁比。可听说能保证每天有百十块的进账,他又动心。

  最终,他坚持不肯把俩儿子都放走:一来赌注太大,听上去虽是门好买卖,可他着实不喜欢小舅子这号人;二来他仍不死心,这祖传手艺真能一下子玩完儿?三来,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俩死小伙都出去逛鬼,莫非想把做老子的给累死!”

  他很快又发现,想做得长久,图纸要会看会画,还是得学点设计。于是一咬牙,去电脑学校报了个班,花了3000块。三伯知道后,使劲儿骂:“正经活儿不干,跑去玩电脑!”大哥懒得跟他老子解释,他永远不会明白,除非真给他玩出钱来。

  刚开始,大哥连开关机都不会,那爬满符号的键盘,让只有小学文化的他一头雾水。再往后的Photoshop、PageMaker、CAD,大哥都学得吃力。大哥报的是夜班,每天下了工后都要赶去上两节课,下课后已是点,他又钻进网吧,对着资料书摸索,折腾了大半年,总算上了手。

  那几年,正是兴化戴南不锈钢产业的黄金时期,一个镇的GDP抵得上半个(县级)市。亲戚嫌广告生意体量小,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回戴南老家,广告客户就分给了大哥。

  恰逢2008奥运,兴化城致力于打造水乡名片,加速城市改造。不论是市政项目还是商铺订单,有点门道、送点回扣,不愁没得做。大哥乘着市场的春风,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光是知名厂商在泰州地区的广告总代就有好几个。

  2011年,大哥又购置了新设备,拉起自己的队伍,做了老板。同年,还买了第一套房,娶了大嫂,次年便有了闺女。从头到尾都没伸手问三伯要过一分钱。

  一直以来,堂哥们都以为,三伯的怪脾气只是经济压力所致。他俩既然有了事业,主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他问大哥,公司缺会计不。大哥说生意小,账目简单。他又问,缺秘书不。大哥说自己都还是员工,需要爬上爬下,哪需要什么秘书。“你能雇外人,老子倒容不下了,老子我是吃闲饭的啊?”三伯又拿出老子的架势。

  2013年,大哥把三伯安排进自己的公司,也着实没指望他能干什么活儿,祈祷着只要不添乱就行。

  没想到,这一下竟花钱雇来个“董事长”。稀稀拉拉的出勤率,随心所欲地撂挑子,经常扔下半拉儿的活儿,工友们怨声载道,常常给他“擦”。大哥好话说尽,还要多花钱安抚工友们。

  而且,这个“董事长”经常“亲赴一线”,“关心”工友们的待遇情况。发现有人工资比自个儿高,立刻就回头去找大哥理论,并找一切正当理由,将差额找补回来——反之,他就是坚定站在工友这边,骂儿子“吴扒皮”。

  那段时间,大哥常常自我安慰,把三伯弄来上班也好。大嫂是个直爽性子,留在家里保不齐要闹将开来。大嫂孕晚期,多项指标不稳定,产前3个月就呆在家里养胎,大哥想让三妈住过去照顾。

  “什么金贵身子,你妈怀你们时,挺着大肚子还在作坊里打下手。再说,我们老两口不要过日子的?”三妈没开口,三伯先不乐意了。

  无奈,三妈只好两头奔,小的生意工作忙,她要尽一份力;老的那头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她始终都颤颤巍巍。

  大嫂坐月子时,三妈在大哥家刚住了几天,某个三更半夜,三伯就突然把三妈揪了回去。后来才知道,他夜里肠炎发作,说身边都没人给倒水递药。

  三妈这辈子都是个“软柿子”,大嫂看不惯他公公甩脸子,找大哥商量雇个月嫂。大哥说带孩子这事儿外人做不放心,还是得靠他妈。他老子那头,他会去做工作。

  大嫂没什么奶水,出了产假便回去上班了,大哥就托朋友从香港带回奶粉。自打三伯知道了那铁罐子一罐要大几百,逢人就说儿媳妇,“孩子不喂,自己出去上班,能苦几个子?奶粉钱都不够,还不是个逛鬼!到头来还不是我们这些老东西吃苦!”

  这些话一次次过到大嫂耳朵里去,她再也受不了了。自从俩人结婚伊始,老头子一个钱没用,除了给生活费,还要开工资。现在,连他俩的生活都要指手画脚。她气冲冲地跑去工厂找公公理论,“自个儿怎么就是个好佬了?”

  “你老子这倔脾气,就是惯出来的。”大嫂气不过。大哥就说这么多年了改不了了,“再说你也不应该当面驳他面子,他毕竟是长辈。”

  谁也说服不了谁,小两口就又吵了一架。打那以后,只要大嫂在,三伯就不上大哥家门。三妈也被强行要求“站队”——是要老的,还是小的?

  父亲和姑姑伯伯们都劝三伯别死不知足,儿子事业闹得红火,别跟搅屎棍子一样,做老子哪有这么做的。金旗成家立业了,可经不住他这么瞎折腾,儿子是自己养的,人媳妇可不是。还有,金勇也老大不小,没讨媳妇,做老子的也不上心……

  2011年之前,二哥被圈在铁皮作坊里,生活半径就是附近的村庄。偶尔会蹬个三轮,到兴化城里给日杂店送趟货。内向的性格和外在的环境,导致他基本与异性绝了缘。做广告后,二哥终于能接触到更多人了。

  二哥的第一段缘分是在2012年,姑娘是大哥公司搞设计的,大专刚毕业。大哥安排姑娘教二哥画图,教出了感情。二哥开始还觉得姑娘是大学生,自个儿就是个小学文化,畏畏缩缩。再后来,大哥点火,工友们起哄,半推半就,俩人也就好上了。

  那时三伯还没来公司,偶然去晃悠,听说这事后竟十分恼火,“讨媳妇这事你准备瞒老子?”三伯跑去厂房,当着工友的面质问二哥,当时二哥正在焊广告牌。

  “属马的丫头?下下配啊!死小伙,你怕是没听过‘白马犯青牛’?”三伯掰手指头算了算,大惊失色,“父母是做什么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她?”

  “俩小舅子?你不要害老子,老子我一个小舅子就够受的了!”三伯像是一下子抓住了某种关键证据,判了这段姻缘死刑。

  二吴(二哥在工友间的绰号)的女朋友“董事长”瞧不上——厂子小,消息捂不住,姑娘性子刚,过了年便辞了工作。大哥觉得对不住,给多发了半年工资。

  彼时,二哥二十好几,按照农村没上学的标准,早成了大龄剩男。三伯却不在意,儿子有房有车有事业,能缺媳妇?

  亲友们出于关心,没少给二哥张罗。学历太高、家里太富或是太穷、太会打扮等一箩筐的因素,都能成为三伯一票否决儿媳妇的依据。二哥也常常抱怨,这是他自个儿在找媳妇,还是给他老子找?

  二哥近几年的朋友圈,几乎全是“婚恋心情日记”。二哥说自己也曾想过,就当没这个老子,只请三妈出面上女方门,就说自个儿老子精神病。可这样一来,女方同不同意且不说,三妈回去了怕是又要被揍个半死不活。就赶忙打消这个可怕的念头。

  2018年腊月里,父母收到兴化老家的来信,说正月初六,二哥要乔迁婚房。“婚”这个字眼突然从天而降,大家又惊又喜。喜自不必说,惊的是竟然过了三伯这一关,姑娘着实不简单。

  那日,二哥宴请亲朋,席间就向各位亲朋发出了婚礼邀请。日子定在3个月后,众人喊好,宴席一度被推向。

  转头大家才发现,宴会厅里摆了十来桌,而女方只稀稀拉拉坐了一桌,都是些年轻人,连女方父母都没找到。父亲一问,才知姑娘独苗一支,在孤儿院长大。那一桌都是姑娘的朋友。长辈们唏嘘不已,心疼二哥,更心疼姑娘——讨了个没爹娘的,三伯终于没话说了。想来,也没有比这再合适的了。

  二哥领着姑娘,挨桌给亲朋敬酒,长辈们给了见面礼。姑娘面善,也内向,话不多,就像三妈一样。众人叮嘱姑娘,金勇若是欺负她,大家就替她揍他小子,姑娘这才笑了。

  散席后,二哥邀请大家移步新家喝茶。一阵忙乱后,二哥发现原本关着的主卧房门大开,瞬间脸色都变了——他老子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席梦思上,上头的塑料膜都还没撕。姑娘瞧见,更是赶忙闪开去了——按照风俗,新娘房不可随便进,更别提睡新床了,公公睡更是大忌讳,三伯不会不知。

  “三哥,酒醒醒,三缺一啊!”人多免得尴尬,父亲吵嚷着把他三哥架了出去。众人面面相觑,场面甚是尴尬。

  这一出,二哥始料未及,却也不意外。他就知道,人一多,他老子准会想尽办法出风头。想到3个月后的婚礼,二哥战战兢兢,一切又皆是变数。

  终于捱到五一,婚期在即,二哥托我做伴郎,婚礼前一天我就从学校赶去兴化老家。按照习俗,三伯得招待至亲挚友喝一顿暖房酒。

  二哥引着亲朋,来到个档次不低的酒楼:“今天我老头子做东,大家吃好喝好!”再看三伯,却一脸苦笑,心事重重。

  家族大,即便不是正日子,人挤人坐下来也有桌。一桌菜七八百,烟酒三四百,算下来三伯得损失小1万。开席后,我瞧见三伯直咽唾沫,手里夹着烟,偶尔心不在焉地吸上一口,吐出乱糟糟的烟圈。

  再入席时,三伯的愁容立即烟消云散了,手里又提溜着两瓶好酒,嚷着大家“进度太慢”,要把酒都打开。

  可就凭三伯那半吊子酒量,没几杯就把自个儿给整迷糊了,“勇……跟旗一样……争气,买房买车结婚没……花老子一个子。我们老吴……家子孙全是人才。我这大侄儿……X大的博士……老……四你也有福啊!”三伯顺便给我戴了顶高帽子,我不得不再陪他喝了一口杯白的。

  “必须的!明……个改口封子……跟他妈各……给5000,还有……下车封子(下婚车的红包),也要包……个大的!”三伯满口应承。

  晚上,我给二哥压床。二哥告诉我那酒楼是他朋友开的,酒店广告牌和灯箱是他做的,还欠着款子,去那消费,朋友间互相捧个场子而已,哪里敢叫他老子破财啊。回头他有的是地方找补回来。

  第二天麻麻亮,三妈就忙碌起来,穿的是二哥给买的新礼服,还化了淡妆,笑盈盈的。她伺候二哥和我在新床上喝了圆子汤,吃了枣。随后,我们便去嫂子下榻的酒店接亲。二嫂子,叫我往房里多塞红包,接亲过程顺利而愉快,很快我们便返程了。

  循着噼里啪啦的迎亲鞭炮,婚车来到二哥家楼下,我急忙下车,准备给新郎新娘开车门。三伯不晓得从哪里窜出来,一把拉住我,说要“熬新娘”——后来我才明白,就是要“煞一煞新媳妇的脾气”,过门才能孝敬公婆。三妈看不下去,嬉笑着要给新娘子开门,三伯就恶狠狠扫了三妈一眼:“大喜的日子,你别讨骂!”三妈只得作罢,尴尬地绷笑着。

  就这样,新娘子在车上耗了10来分钟,三妈才敢端来火盆,三伯示意火要又大又旺。新娘子下车时,没有下车封子不说,还真把礼服给燎着了,一阵慌乱,好不狼狈。三伯却在一旁直说烧着好,“把霉运都烧掉,好事嘛!”新娘子脸上本不多的笑容,一下子湮了下去,阴沉着。

  等到中午,亲朋移步酒店。宴会厅门口,三妈忙着给客人发糖散烟,三伯却稳坐登账台前,一丝不苟地拆红包,点着份子钱。

  宴会厅内,屏幕滚动播着二哥和新娘的婚纱照,喜庆祥和。因为嫂子是孤儿,事先二位新人商量,仪式从简,不用刻意煽情。可从简归从简,该有的礼数免不了。

  三伯与三妈被请到舞台中央,“新娘,你觉得公公婆婆谁当家,就先敬谁茶,向谁讨红包。”司仪打趣道。

  礼成,司仪引导新人一家回席,三伯喜不自胜,说要借一下话筒:“真诚感谢各位亲朋好友,远道而来参加我家老二的婚礼。往后娟娟(二嫂)就是我吴有军的亲姑娘,吴金勇是女婿!就这,大家吃好喝好,玩的开心!”台下掌声雷动。

  大哥带着女儿,不见大嫂。大哥淡淡地说,他俩不久前离了,这两天勇大日子,才只说大嫂回娘家出人情了。大家顿时呆住,一桌的茶点,谁也没敢动筷。

  这成了一对,又散了一对。父母亲劝大哥,不管什么原因离的,男人低个头没关系。为了孩子,怎么能说散就散?

  回校没几天,二哥告诉我,他俩还在云南度蜜月,三伯就打电话找他讨要长辈们出的份子钱。说这钱是他常年累月垫下去的,得给他。有近3万,他有明细。看在二哥结婚花了不少,打个对折,只要1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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