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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期刊论文看新技术对传播学理论的影响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9-01-02 10:07 浏览次数:

  摘要:以考察新媒体技术对于传播学理论研究发生怎样的影响为起点,本文抽取了七份美国主要的新闻传播学

  技术的78篇论文,在筛选出直接涉及传播学理论的14篇后,笔者对论文中反映出新技术给已有传播学理论的影响做了描述,并梳理出了这些影响背后隐含着对于新媒体技术乐观和不确定织的一条主线。

  网络等新的传播方式的出现常常被恰当地比作。是个催生梦想的字眼。既然是过程一般总是伴随着较大不确定性;其次,会在比较短时间内,改变大多数个人日常生活的处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另一方面看也必然伴随着剧烈的社会结构变迁,并同时或多或少的改变了个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

  从美国几份主要的传播学期刊2000年以后涉及新技术的论文来看,美国传播学理论研究同新传播技术的“碰撞”,恰好反映出了新传播技术以上几个特征。

  在2000年到2006年期间美国七份主要的传播学期刊中[2],涉及到新技术的论文共找到78篇,但是明确涉及已有传播相关理论的文章只有15篇(其中有一篇只是用创新扩散理论来分析一家网络牛肉生产商的品牌扩散,并未对理论本身作出任何调整或者建构),其他大多是针对某些相关实践的对策性研究,对新技术发展历史的梳理或者是对新技术引发的具体实践操作问题进行的研究。新技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出现,各种技术给个人同自我的交流,个人同他人的交流以及不同人群文化之间的交流带来了大量崭新的可能性和克服交流困境的希望,同时一些在传统媒体占据主导地位时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论断和界线也在技术和新的社会条件合力下被突破,并引发了不少以技术障碍,社会问题,法律适用性等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有不少隐含了在新的交流环境下重新分配权力的不确定感。

  这种宏观上深刻的不确定性,对于新的信息权力分配和信息传递呈现形式抱有的强烈的乐观情绪以及这两种视角之间的冲突,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目前对新传播技术的研究尚缺乏能够被提高到理论法则层次的认识,更不必说对法则给出得到大家认可的解释了。

  但是,在我搜集到的78篇已有论文中,目前还有14篇文章明确涉及了已有传播学理论,这些论文为我们认识新媒体和新传播实践对传播学理论的影响,更好把握传播作为一个社会过程的历史连续性提供了窥一斑见全豹的机会。

  从考察新媒体如何影响传播学理论研究的角度看来,这14篇论文大致表现出了以下几个特征,而这些特征背后也可以窥测到对于新媒介技术乐观主义和强烈的不确定织的线索。

  不少学者以受众为导向,从使用与满足的研究视野来考察受众能通过选择性的接触具有互动性,可移动性等新特点的网络信息,得到如何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满足,以及新技术不同的信息形式给受众的选择接受行为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从这个角度入手的论文对于新的传播媒体是否能通过新的传播手段吸引受众,加强传播的效果,多持有十分乐观的态度。但是总体而言,这一个角度的研究大多是立足于检验新媒体传播是否有利于吸引读者并试图从行政研究的立场指出如何利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来更有效的达到“理想”的效果,而并没有很多文章把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由此进一步讨论新媒体如何或者是否可能促进人们在社会中更加幸福的生活。

  有学者研究了受众阅读网络硬新闻;进行当面人际讨论和在网上进行人际交流三种交流形式间的关系。指出一方面阅读网络硬新闻对于受众参与公共事务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由于通过电脑网络聊天的互动和当面的人际讨论一样都能满足受众在接触信息和观点时希望能运用获得的信息和观点同他人展开讨论的愿望,所以无论是当面还是通过计算机的人际交流形式对受众的参与公共生活的决策同样有调整作用,让参与变得更加理智[3]。

  还有作者通过实验,从使用与满足的理论角度指出那些获取信息动机强度比较高的用户会更多参与到网页上人与已有信息之间的交互,而怀有比较强烈社会互动愿望的人会更频繁的使用网页上涉及人同人进行互动的元素。但是无论人与人的还是用户与信息之间的互动性元素都能增强用户对网站的正面态度以及购买网站产品的意图[4]。

  有学者用实验方法,检验了从信息使用模式中推导出的信息有用程度在引导对正面和负面网络信息进行选择性接触方面是否有作用。信息有用度指标具体包括了信息重要性,是否当即产生后果和出现后果的可能性大小等维度。实证资料证实了信息有用度能够增加受众对网络信息的选择性接触。这种效果同信息是正面还是负面或者资料来自哪个国家或者文化背景并没有直接关系[5]。

  除了网络外,对于手机也有人用使用和满足的视野进行了研究。通过电话调查研究发现移动性,即时性和工具性是用户最终选择是否使用手机的最强烈的动因。而如情感、社交等内在因素在影响力上紧随其后。申请象电话转移和来电身份显示等额外功能也同是否选择使用手机有比较强的相关性。按在不同场景中使用手机的情形分,在公车,火车,商场饭店内是否选择使用手机同移动性,能否提供即时的满足紧密相关,受教育不多的女青年更倾向于通过手机长时间的进行人际交流(煲手机‘粥’)。另外,用手机和同事或者客户联系更多是为了满足工具性要求,而是否和家庭成员进行手机对话则同满足通信移动性和表达情感这两个因素的相关性更强烈[6]。

  还有研究听取了来自美国20个学校的八年级学生对自己使用和接触网络暴力信息的自我报告后指出,社会性别,寻求刺激,个人侵略性的程度以及使用网络的频率能更好的解释青少年接触暴力信息的数量和方式。同家庭和学校的疏远程度对于解释个体间接触网络暴力信息量的差异十分关键。疏远程度在寻求刺激以及个人侵略性之间是一个部分的中间变量。按照使用满足理论和以上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作者勾画出了接触网络暴力信息动机和满足的路径图[7]。

  新技术的出现令信息的管理机制和管理主体都发生了变化。网络对于个人的影响令人担心,而第三人效应常被用来解释公众为什么会支持对媒体信息进行管制。从考察不同背景的公众是否会支持对网络上比如之类的负面信息进行管制出发,有不少西方学者试图弄清楚在网络环境中,出现了哪些新的因素可能影响“第三人效果”的强弱;而从传者如何控制信息的角度出发,有人比较了“把关理论”在网络版报纸新闻生产过程中新的意义和表现。必须指出,在网络环境中考察信息管理,研究公众如何影响信息管理的论文在数量和深度上超过了对于传者如何进行把关的研究。

  具体说,有学者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差异引入了第三人效果理论。研究通过对232名来自美国和韩国的大学生进行调查,第一次证实了网络上的第三人效应即便在西方文化内部也存在,据此可以预测对网络信息进行管制在西方会得到公众的支持;文章用实证数据证明集体主义文化确实能够减弱第三人效应的作用,也就是会削弱今后公众对网络管制的支持度。而使用者是否认为自己有能力有效使用网络媒体并不会显著的增强第三人效应[8]。

  还有一个对网络的研究把社会心理距离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了第三人效果理论,并且对社会心理距离不起作用的情况作了理论上的解释。通过在新加坡这个相对保守的文化中进行调查,作者发现人们认为X和R级的网络材料对于公众,同学和孩子们的影响大于对他们自己的作用。多数人觉得网络对一般公众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对自身的影响,认知上的差距决定了人们对X和R级的网络材料进行审查高度的支持。但这种认识上的差异随第三人同自身的社会心理距离拉近而逐渐减小。人们认为越是和自己心理距离接近的人,其受到网络材料影响的可能越小。材料的负面程度也影响了第三人效应的强弱。X级的网络材料引发的第三人效应要超过R级的材料。另外在调查中发现社会心理距离和第三人效应的正相关关系在涉及到孩子时出现了一个例外。虽然人们认为网络对孩子的作用要比对一般公众的作用更强。但这并不直接导致人们支持针对孩子采取更多的信息管制措施。根据这个发现,研究支持了McLeod,Eveland和Nathanson的假设,也就是人们认为第三人有多大机会接触信息也会影响第三人效应的强弱。

  此外,同样是考察对网络信息控制,有人从传者的角度入手研究了目前网络版报纸编辑的把关行为同传统报纸相比,在形式和意义上发生了哪些变化。研究内容分析了6份科罗拉多的传统报纸和其网络版,比较了各自本地和非本地新闻的数量,体育新闻和商业新闻的数量。结果表明网络版编辑比起传统报纸更加偏爱本地新闻。作者指出这样的把关倾向使得媒介在联系读者和世界作用方面的角色在网络版报纸中发生了变化[9]。

  前面是从个人心理和理性选择以满足自我需求的维度入手,考察了新的信息内容和形式如何满足个人不同的社会心理需要,以及技术的进步如何影响人们对他人和信息管理的看法。那么从更宏观层面看,新的信息技术同时也是对于时间,空间和情景界线在全球范围的重新划定和排列。新的信息流动模式在不同人群间重新分配了资源和社会权力。

  新媒体改变的国家与国家间,两性之间以及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权利和资源分配情况,有不少论文把传统的女性主义或者数字鸿沟理论作为参照,考察了新媒体造成的新的权利格局。

  有作者指出数字鸿沟不仅存在于OECD国家和拉美国家间,而且在拉美内部,网络资源的可获得性也存在差距。网络使用固然的确同一个国家的财富和远程通讯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但是收入的不均衡在拉美不能被用来解释互联网扩散程度上的差异。技术的全球扩散刺激了拉美对网络资源的需求和机遇。虽然财富和基础设施可以增加网络在拉美的可获得性,但是财富本身不足以消除数字鸿沟――因为社会因素在技术可获得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证实了数字鸿沟的存在,但同时通过对拉美内部“鸿沟”的考察突出了社会因素对数字鸿沟的影响。[10]

  有文章分析了一个南亚妇女门户网站的文本话语策略,希望理解女性在网络空间获得发言权的后果。分析证明了包括女性在内的“边缘群体”在网络空间已经接受了如加入个人话语,保持同作者身份的距离等新的话语策略,这有助于在网络空间通过协商最终形成互相信任,真诚和权力等话语。作者指出网络技术授予边缘群体新的话语权力和运用这种权力的策略。[11]

  还有文章在深入分析了对Slashdot这个电脑爱好者网站发挥功能至关重要的各种体制后,作者指出公共空间可以在网上存在。网络社区应然和实际运营的机制决定了虚拟社区是否可以发挥公共空间的功能。

  新技术和新交流平台的出现似乎又重新唤起了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实现顺畅交流,互相信任,相互联系并重新建立社区的愿望(虽然此地的社区,含义已然发生变化)。

  寄寓于通过传播来促进人与人之间宽容理解的希望和乐观精神被新技术重新点燃――新技术产生多种信息环境的“合力”给塑造信任提供了新的机会;按社会接触理论的分析,网络有潜力形成最有效的群体间接触;而对当面人际传播的行动情境理论作适当调整,就可以更好的被用来解释虚拟社区中的传播。

  有研究采用实验的方法,研究者把被试的成年人和学生置于广播新闻,网络新闻和网络广播新闻三种不同的媒介环境中,考察了不同的媒介组合如何影响使用者对信息可信度的看法。研究指出当广播的频道同被评估可信度的信源保持一致的时候,可以增强信息对使用者的可信度,而且网络新闻和广播新闻之间的一加一大于二的“合力”关系在青年学生中间存在,虽然不受此效果影响但是网络可以让成年人更加不信任电视广播。网络和电视的跨平台融合会让成年人和学生都觉得信息可信度更高。“合力效果”理论假设认为不同媒介间能产生合力效应的说法被验证确实存在。[12]

  另外,社会心理学的“接触理论”指出因为人们会对信息进行选择,所以仅仅是关于他者的知识并不能减少彼此偏见,只有真正的认识和当面接触对方才可能消除偏见。而要实现真的接触需要解决如何营造理想的接触状态,如何克服接触焦虑和如何将同个人特定的一次接触所造成的正面印象推广到整个他者群体的问题。作者认为网络同传统媒体相比,有更多方法可以成功的克服焦虑,不平等,语言障碍等困难,让接触变得更加可行;并且网络媒体可以通过将交流个人化,引进时间延迟等方法消除接触焦虑。网络可以通过灵活操纵个人和群体间的关系来解决个人接触不能被推广到群体,对群体的偏见不能因为一次的接触而被消除等限制。网络有潜力形成最有效的线]。

  还有作者把Barker和Wicker针对当面人际传播的行动情境理论引入到网络虚拟社区。针对网络虚拟社区的情况,作者调整了该理论关于时间,空间和客观事物特质的观点,考察了在虚拟情境中如何制造和维护特定情境以及情境参与者们在实际行为情境中如何行动等问题。作者提出用调整后的虚拟行为情境理论作为研究视野,可以更好理解虚拟社区[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