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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中国古代历史教科书的故事
发布时间:2019-06-24 03:01 阅览次数: 来源:未知

  12月15日,《中国古代史》出版4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大学举行。这部教材诞生的年代,我国的很多高校难以找到一本适用的讲述本民族历史的教材;令人称羡的主编位置当时却无人愿意担当,而最终由一个大学讲师临危受命;联合编写的十院校各有各的讲义,观点各异,甚至连出版也一波三折……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采访了这部教材诞生的前后历程。

  这部高校本科历史教材编写于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改革开放的初始之年。1979年,出版试用本,1982年,正式出版。就连编写者也没有预料到,这部教材持续出版发行了40年,累计发行量达到120余万套,全国60%的高校至今仍在使用。

  如果算上上世纪70年代末考上大学的“50后”们,那么通过这部教材接受中国古代史系统教育的就包括“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还有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的“00”后。这部教科书发行120余万册,意味着上百万的大学生曾受教于它。而当初编写使用这部教材的十院校大都为师范性质,其学生中很多走上了中学、大学的教师岗位。他们又秉承着这部书的历史观教化后人。

  12月15日,《中国古代史》出版4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大学举行。这部书与河南大学的莫大渊源,是因其第一任主编是河南大学原历史系主任、今已92岁高龄的历史学家朱绍侯先生。

  “这部书用了40年,连我也没有想到。并不是这部书比别的教材好,是机遇。”朱先生眉发皆白,话语铿锵。他话有谦逊之意,而他强调的“机遇”,是指这部书诞生的年代正值中国百废待兴、除旧革新、国门开放、新思迸发的转折之年。

  在研讨会上,第一任作者、88岁高龄的河南大学历史系魏千志教授也到了现场,他讲述了编写这部教材时不容回避的一些错误史观。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振宏教授告诉记者,还有一种历史观念在当年也根深蒂固。他在一篇论文中写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农民战争被看做是中国古代历史的最重大最直接的推动力量。反映在中国古代史教科书中,就是农民战争开道,把农民战争放在每一章的开头去写,是一场农民战争开辟了一个新的王朝,新的时代。这样的处理,非常不符合历史的逻辑。”

  1979年,十院校联合编写的《中国古代史》试用本出版进入大学课堂。这部教材诞生于一个观点交锋、涌动的历史转折时刻。

  “无情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甜。”研讨会上,朱绍侯先生用一副对联作为他讲述的开端:“我们编的是教材,有诗也有书,这其中有苦也有甜。从选主编、讨论大纲、写稿到审稿、出版,都不是一帆风顺。”

  李振宏教授讲述当年的情形: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编写的最初动议,是1978年3月杭州大学历史系教师魏得良等先生在访问西北大学期间,和西北大学的林剑鸣、韩养民几位先生聊天时提出来的,后来在同年秋天辽宁大学召开的首届全国古代史学术研讨会上,联合河南师大(今河南大学)、安徽师大、山东大学、陕西师大等院校,做出集体编写教材的决定。

  为什么有这么多院校愿意集体编写教材?因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很多院校的历史系面临着没有合适教材可用的困境。李炳印1977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他在研讨会上说:“我们当时用的是一套油印本的讲义,直到上完大学也没有读到中国古代史的课本。1982年,我已经工作了才看到这本书,至今遗憾上学时没能用上。”

  1978年底,十院校的老师们在杭州西子湖畔召开第一次编写会议。老师们兴奋地谈论一部新教材的诞生,对之充满向往的时候,一个令今天学者不可思议的问题却严峻地摆在他们的面前——谁来当这个教材的主编?

  朱绍侯先生讲述当时的情形:“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我想是有‘两怕’。一是那种风气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大家都怕挨批,史学界因为学术写文章挨批的太多了。一旦教材出了问题,主编得挨批的,所以不想干。第二点就是难以统一,节奏、观点、历史分期的问题,文字统一的问题,框架、结构、章节编排的问题都难统一。张海鹏先生(曾任安徽师大校长)当时跟我说,你是最后一个了,如果你也不想当主编,咱们只有散伙。后来我一想,那我先接受吧。”

  李振宏教授说,当时,西北大学教授韩养民先生建议,河南师大朱绍侯先生毕业于东北师大研究生班,学术造诣很深,是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学者,可当主编。之后他会下游说各院校老师,在大家支持下,朱绍侯先生当了十院校《中国古代史》教材的主编。

  编写这部书时,由于中国20年没有评职称的缘故,参与编写者多是讲师和助教,主编朱绍侯先生也还是个讲师职称。

  “有了主编之后第二步就是讨论大纲,当时十院校共带去三个编写大纲。即山东大学一个,安徽师大一个,河南师大一个。讨论确定新大纲的会议开了一天,意见五花八门,根本无法统一认识,怎么办?于是我只好把范文澜先生抬出来说事。”

  朱绍侯先生在研讨会上回忆说:“1959年我在北京参加过《中国史稿》编写研讨会,郭沫若那么大的一位权威学者,也统一不了各位编写人员的认识。在关键时刻,范文澜先生站出来说话了。他说意见不一致,是很正常的,他在延安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也是各持己见,无法统一。但是合编一部书必须有个统一认识,范文澜先生就说他当时即明确表态:‘这书既然是我主编,就该按我的意见编写。’于是《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才得以顺利进行。范老接着说,现在《中国史稿》郭老是主编,就该按郭老意见编写。”

  “说完范文澜先生的这么一个故事,我就说大家既然推我当《中国古代史》主编,就听我的吧。大家都表示赞同。于是我就和魏千志先生以河南师大的大纲为基础,吸取各方面的意见整理出了一个新大纲,经过十院校全体会议讨论,略作修改就确定下来。”

  李振宏告诉记者:“我们编写的是教材,就是要教给学生纯粹的历史知识,告诉学生真实的历史面貌。”

  1978年12月底,十院校在广西桂林召开定稿会议,会议前后共开了一个多月,终于完成了定稿任务。1979年8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史》试用本,解决了十院校教材荒的问题。

  如今,这部教材已经过5次修订、改版,现行的是第5版。本次研讨会也启动这部教材进行第6次修订工作。来自山东、安徽、福建、四川、陕西、广西、湖北、江苏、吉林、河南等地高校,参与这部教材编写的历代作者,参加了这次研讨和修订会。

  本次研讨会主持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牛建强教授从第4版开始参与修订。他在研讨会上谈道:“与时俱进、及时吸纳史学研究最新成果,使之更趋完善,是这套教材不断刷新纪录、赢得学生青睐的重要原因。”

  “我本人受惠这本书非常之多,我求学期间学习中国古代史时看的一直是这本教材。”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在研讨会上说:“我认为这部教材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教材出版后十分贴近教学的需要,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可见这本书是教材中的品牌。这本书的编撰为我国的历史学研究立下了不朽功劳。最近我们历史所也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历史学的成就,我想这部教材是一定要写进去的。”

  河南省历史学会会长、郑州大学副校长张倩红,198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并曾留校任教。她至今保存着当年的历史课本。

  “昨天晚上我翻起我的老课本,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笔记,有种别样的心情。”张倩红说,“我们这些跟随河南大学一起成长起来的学生的记忆中,这本书是河南大学的一张名片。1999年,我博士毕业,从西安到东北一路游学,每到一处都有人提起朱绍侯先生,提起这本中国古代史。我曾经问过郑州大学原郑永扣教授,当年在内蒙古当小职员,怎么突然想到要考河南大学的研究生?他说,当年他正是因为看了朱绍侯先生的《中国古代史》,才认识了河南大学。”

  牛建强教授告诉记者:“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有太多的素材可供艺术家们去加工创作。从古到今,无论是诗词歌赋、评话戏曲,还是小说、影视剧,这些作品本身也成为了艺术史的一部分。既然是艺术作品,它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去还原历史的本真。如果你愿意去学习历史,我们有渊博严谨的历史学家,有越来越丰富饱满的历史著述。有了他们,我们就不会迷失自己的历史。”